公證書得作為執行名義，但必須符合依公證法規定。依公證法第13條第1項之規定，公證人就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、以給付特定之動產為標的者、以租用或借用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，定有期限並應於期限屆滿時交還者，以及租用或借用土地，約定非供耕作或建築為目的，而於期限屆滿時應交還土地者等事項之一載明於公證書上，並載明應逕受強制執行者，該公證書即為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4款之執行名義。

    公證的好處在於上述事項當事人一經公證，無須再行起訴，免除訴訟程序之累，即可取得執行名義，節省勞力、時間及費用。但公證書是在公證人面前作成的，法律雖然規定公證人要親自體驗才能作成公證書，但公證人沒有司法調查權，公證書畢竟未經過實體調查，所以公證書只有形式的證據力並沒有實質的證據力，也就是說一旦有了爭執，到了法院法官還是要調查公證書記載內容是否正確。 

   至於公證書的記載，以一般常見租約約定逕受強制執行的公證書而言，大都記載「承租人給付如契約所載之房屋租金或違約金，即於期限屆滿交還如契約所載之房屋，出租人返還保證金，如不履行時，均應逕受強制執行。」、「承租人於終止租約或租賃期屆滿不交還房屋，自終止租約或租賃期滿之翌日起，應支付按房租伍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。」等語，則承租人有違約情形，出租人是不是就可以作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？

    上述有關「承租人期限屆滿交還房屋，出租人返還保證金」的記載，因為「期限屆滿」是一項客觀事實，極為明確，如一方不履行時，應逕受強制執行。至於「終止租約不交還房屋，支付違約金」的約定，恐怕還有爭議！公證法施行細則第44條規定，違約金之給付，約定應逕受強制執行者，應將其違約事實及違約時應給付金額於公證書載明。實務見解認為，公證租約僅記載「承租人如有違約應給付違約金」等語，因無法判斷違約事實從而也無法判斷要不要給付違約金（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524號民事判例）。

    「倘若公證租約僅記載債務人如有違約應給付違約金等語，既不能逕依該公證書證明債務人確有違約，而債務人對於是否違約復有爭執，則債務人應否給付違約金及其數額若干，自無從遽行斷定，顯與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不符，即不得率就違約金予以強制執行」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抗字第946號民事裁定）。換言之，承租人對於是否合法終止租約有爭執，就不能拿公證書作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。至於實務判決有認為「公證書上關於違約金之給付，如已將其違約事實及違約時應給付金額，載明於公證書上，即得作為執行名義。至於相對人所請求之違約金金額是否過高，乃屬實體上之問題，應由承租人另外提起訴訟解決，尚非執行程序所能審究」（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882號裁定），這見解的前提應該建立在對於違約事實沒有爭議，只對違約金數額有爭議的情形。

    因此，能拿來作為執行名義的公證書，記載上必須極為明確，不容許留有實質審查、判斷的空間。所以，因和解而公證，在公證書上記載「涉足不正當場所」、「逾越男女正常友誼之不當行為及性行為」、「如有證據證明並查明屬實」、「如有社交需要，必須與異性往來」等語，客觀上這些約定都是「條件」，涉及事實有無、正當與否、是否需要等實體事項之爭執，執行法院只有形式審查的權利，並無實體審認的權限（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1045號裁定），所以約定人違反這些記載都不能拿來強制執行。此外，租賃契約雖然經過公證，但是公證書的效力僅及於原租賃契約所公證的部分，倘若房東與房客另外合意延長出租期限，公證書效力不會自動擴張及於該延長之部分。因此，在延長之租賃契約中，房東如果持原來的公證書聲請強制執行，是不被允許的（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838號判例）。

    綜上所述，公證書的作成除清晰明確部分可以作為執行名義外，若內容記載有模糊尚待實質審查、判斷，就不能作為執行名義。

    作者 湯文章/東大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、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、花蓮地方法院法官退休、國立中正大學法學博士